本文研究主要说明了:中国高校扩张一方面使得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提升,另一方面也导致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口选择晚婚晚育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增强了其经济能力,根据婚姻匹配原则,女性会选择更高教育水平(能力更强)的男性。但是,近年来,高等教育中特别是研究生教育中男性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0%以下。所以,这直接导致了女研究生学生的择偶困难。这种现象在编者所在文科类专业更为显著,从硕士阶段到博士阶段,似乎女学生的单身比例更高。而男学生在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教育之后,经济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,自身对配偶的选择空间和范围更大,此时男性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"年轻貌美"的女孩,这将进一步压缩高学历女性的择偶空间。所以,婚姻也是一个市场,根据婚姻市场的供求关系合理选择自身的择偶标准,才能及时达成互赢。
高校扩招增加了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,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,对家庭来说,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不错的人力资本投资。但受教育时间延长却给婚姻市场带来冲击: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推迟进入婚姻市场,也占用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阶段。大多数省市的法定结婚年龄为男22岁,女20岁。根据中国学制,本科生会在22-23岁毕业,研究生会在25岁以后毕业。2001年12月,《计划生育法》颁布,各省市据此设定了本地区的晚婚界限,大多为男性25岁和女性23岁。假设学业与婚嫁不能同时进行,完成高等教育后才进入婚姻市场,则延续到“法定结婚年龄”甚至“晚婚年龄”以上的高等教育就挤占了本应用于婚姻市场搜寻的时间,使搜寻成功的概率降低。高校扩招影响婚姻市场的途径为:第一是规模。1988年以前,大学招生人数在适龄队列中的比例不到5%,研究生招生人数甚至不到2‰,这个小群体的婚姻问题不会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和关注。然而,2013年,大学招生700万人,约占适龄人口队列的44%;研究生招生61.1万人,约占适龄人口队列的4%;这个规模已无法忽视。虽然大学扩招限于高中生规模而放缓,但研究生招生数量仍在持续上升。第二是性别结构变化,高校扩招后,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的数量在增加,在高校新入学者中的比例也持续提高:2010年,18-34岁队列受高等教育群体中,随年龄下降女性由45.9%上升到54.3%。同时,她们是中国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青年人口。这使高学历女性的婚姻问题不容忽视。微观个体提高教育水平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,这取决于两个市场的成功:第一,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体面就业岗位和高收入;第二,在婚姻市场上嫁得体面和高收入丈夫。市场收入和婚姻匹配状况,都是受教育水平的函数。对男女双方来说,在考虑了收入、闲暇和家庭内劳动后,成立家庭带来的效用要大于不结婚时各自效用的总和。否则,双方会维持独身状态。经验显示,劳动力市场上收入是教育的增函数:受教育高的劳动者既有更低的失业率,又有更高的收入水平。在婚姻市场上,搜寻高收入丈夫这个“产出”也和女性受教育水平正相关:受教育高的女性更可能竞争到高收入丈夫,但却有更高的搜寻失败风险,降低了预期婚姻收益。在同时考虑了两个市场的风险(成本)与收益后,受教育水平的选择就是一个资源有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问题,存在局部均衡。如果受教育水平到了某个阶段:劳动力市场收入与婚姻收益(丈夫的收入×嫁人的概率)开始出现替代,这时,再增加女性的教育就是过度教育。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,由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较低,政府财力有限,尽管当时的适龄人口队列平均在2500万以上,高等教育的规模却一直很小且增长缓慢,直到1998年,大学生招生数量仅为108万人。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是大跃进式的,每年增长40-50万人,2009年以后,受限于高中毕业生数量,才放缓了增长势头。与大学生扩招相对应的是研究生扩招,从图1看出,两个群体数量变化的时间趋势几乎完全一致。1999年是个转折点,此前的1993-1998年,大学生招生数量几乎没有增长,研究生招生数量虽有增长也是相对平缓的。那么,相对于扩招前的平缓增长,扩招后的毕业生急剧增长,就会产生一种冲击,既可能影响劳动力市场,也可能影响婚姻市场。
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,2000-2010年,男女研究生的结婚率都在显著下降。2010年,女研究生的结婚率下降到50%以下。在25-34岁这个适婚阶段下降尤其明显。由于研究生在不同年份招生数量不同,比较总样本中结婚率的变化,只能提供一个大致信息。
可以推断,30-34岁和35-39岁队列,在读研究生会越来越少。这两个年龄组中有配偶的比例在2005-2010年间下降幅度比2000-2005年更大。本文使用2000-2005年数据分析研究生婚姻的变化趋势,会低估2005年以后的真实下降趋势。换言之,女研究生今天在婚姻市场的表现,可能要比本文的估计结果更严重。高等教育迅速扩展的过程中,性别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。1998年以前,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,男性都占显著优势,高校扩招以来,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更快,缩小了性别差距。表2显示,在30岁以上年龄组中,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,男性的比例都在60%甚至70%以上,然而,近年来,在年轻人口群体中,男本科生的比例下降到50%,男研究生甚至下降到44%-46%。女研究生在数量上已超过男性。
如果男性偏好受教育水平相当或略低的配偶,在35岁以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,因男性比例更高,女性容易找到相匹配的配偶;在34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,性别比变得对女性不利,如果匹配模式不变,则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,更难找到相应配偶。尤其是女研究生,她们同时面临年龄增大和候选配偶减少的双重风险。
婚姻市场上不同受教育群体是怎样匹配的呢?按照婚姻阶层假说,在正常情况下,男女都会偏好同一个阶层的异性。但是,如果男性出现了减少,则男性会娶到更多高阶层的女性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法国的青年男子减少,高阶层的女性只好“下嫁”低阶层的男性。
表3显示,2000-2005年,婚姻匹配的基本模式是丈夫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妻子。根据显示性偏好,大多数女性选择受教育水平相当或更高的男性作为丈夫,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中,这个偏好仍然存在,而且没有发生改变的迹象:2000年,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女性,其丈夫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为69.2%,2005年为73.6%;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女性,其丈夫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64.4%和65%;女研究生能嫁的丈夫最高受教育分类也是研究生,两个年份的比例分别为48.1%和48.6%。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,对丈夫的受教育程度要求没有改变:如果找不到受教育程度相当或更高的丈夫,她们可能会选择单身。
反过来,男性则愿意找一个教育水平低于自己的妻子,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,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比例越大。
高校扩招改变了高等教育群体的性别比,但女性寻找配偶的模式并未变化,使她们匹配失败的风险增大。面对女大学毕业生的增加,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匹配模式开始发生变化: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男性,其妻子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,由2000年的38.4%上升到2005年的47.3%;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男性,其妻子受教育水平相等或更高的比例由2000年的30.1%上升到2005年的38.4%;男研究生的妻子为研究生的比例,也从2000年的17.3%上升到2005年的22.6%。
婚姻市场上,5年时间在经验上不算长,但可以谨慎判断:男性已开始根据变化了的环境,调整自己的配偶选择,而女性对配偶的选择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。这可能是“剩女”现象比“剩男”更严重的原因。女性是否会随着时间延长作出调整以适应婚姻市场的供求变化,还有待更新的大样本数据来分析。
女性偏好更高受教育水平的丈夫和在高等教育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,女性在婚姻市场上似乎更缺少弹性,使她们的结婚率下降。本文选择25-44岁人口群体作为观测对象,比较不同调查(或普查)年份,男性和女性有配偶的比例及其变化(见表4)。每个受教育群体的有配偶比例都在下降,但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,下降幅度更大,且性别差异明显:男性研究生有配偶的比例,由2000年的77.8%下降到2010年的65%;女性研究生的比例则从76.5%下降到了61.8%。
25岁以后,是研究生的适婚年龄,但是有近40%的女性没有结婚。
根据以上分析,作者还收集数据对本文的假设进行了可信的计量分析,限于文章篇幅,本文不再详细列示。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走过的历程显示,女性会占据主导地位,其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因受教育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。中国高等教育的性别结构逆转,在更短的时间内发生了。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,一直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,这个传统,会激励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,甚至占据那些竞争激烈的工作岗位,这限制了她们投入家庭的时间。
从一定意义上说,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“剩女”,大多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者,中国也显示出同样的特征。
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不结婚的概率显著提高了。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、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的条件下,中国会遭遇多重损失:不仅会进一步减少出生人口数量,而且,减少的恰恰是潜在最优家庭的人口。这群最有生物学和社会学优势的人口没有出生,阻断了家庭内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———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利于子女教育。从微观层面看,这些不结婚者进入老年时,即使能为自己积累足够的养老金,也会缺少家庭内的照料和安慰,面临更高的身心健康风险。
三十多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严重的性别失衡,男性更多导致的婚姻挤压及社会风险,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。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,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环境所迫,事实上选择了单身,进一步加重了男性的独身状态———主要是那些低教育群体,增加了潜在的社会风险,如性犯罪。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选择不结婚,不仅挤压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,也间接挤压了受教育层度低的男性同伴,使其找不到配偶。
Berttand(2010)考察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历届MBA毕业生后发现,女性为了家庭,选择竞争不太激烈的岗位,或者退出了竞争激烈的岗位,随着时间延长,与男同学的收入差距拉大。那些没有结婚的女性毕业生,则可以一直坚持在竞争激烈的岗位上,其收入水平不亚于男同学。退出是理性选择。另一项关于女性福利的研究显示,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,幸福感最高的是“有家庭无工作者”,其次才是“有家庭有工作者”,再次是“有工作无家庭者”,最不快乐的是“无家庭无工作者” 。因此,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果不结婚成家,无论对自身还是对社会,都是一种持续存在的风险。不可因她们今天劳动力市场的成功,而忽视了这个长期风险。
本文研究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。
我们看到,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结婚率比扩招前有很大幅度的下降,男女皆然,但女性的结婚率下降幅度更大。女研究生的结婚概率下降了8-22个百分点。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显示,受到扩招干预的密度越大,结婚率下降的幅度也越大。城镇住户数据提供了一致的证据:2009年本科生结婚的概率比2002-2003年下降了18.5个百分点,女本科毕业生的结婚率甚至下降了28.6个百分点。
从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引申出什么样的政策含义呢?首先,对高校扩招的长期影响需要关注和研究,这个事件几乎影响了全国近一半的家庭。其次,女性在高等教育阶段占主导地位是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事实,那么,应以此为出发点,寻找干预的措施,比如,能否在大学阶段,调整课程设置,对大学生进行婚育教育,帮助毕业生为参与婚姻市场和组建家庭做好准备。对那些有成立家庭意愿的年轻人,不可因其缺少相关知识和信息或者不准确期待值等原因,忽略了未来必然面临的婚姻市场选择,导致搜寻失败。